领略西藏佛像艺术 感受传统篆刻文化

——佛像篆刻家盾甫的《藏传佛教石窟造像卷》

《藏传佛教石窟造像卷》是盾甫先生多年来整理的《莲花上之宝藏》佛家经典系列里的一卷，《藏传佛教石窟造像卷》一套共八十一尊佛像。它的本源是藏地的石窟、石刻和碑刻佛像的拓片。盾甫先生把收集到的藏教佛家造像拓片，送请西藏博物馆的朋友帮忙整理、核对、校定、排序等工作。从整理出的一百多尊藏教石窟造像中，挑选出能以篆刻形式表现的八十一尊佛像合为一套。这套藏教石窟造像虽说数量不多，但涵盖了藏教佛像里众多不同类型和境界的佛像。这些石窟造像是古代大思想家、大哲学家的思想精髓的融合;是古代劳动人民精神和智慧的结晶;是藏民族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和精神财富。我们有义务把这些石窟造像保护好并传承下去。

【艺术简介】

盾甫，生于浙江东阳木雕世家，现为中国文联书画交流中心、篆刻艺术委员会佛像篆刻家，书法家，国画家。擅长篆刻佛像、汉印、圆朱文及鱼虫篆，善通佛家道家印。2004年受国务院重新刊印《乾隆版满汉文大藏经》工作组的邀请，为重新刊印的《大藏经》篆刻一方大藏经满汉文印已被国家收藏。2005年受到北京奥组委奥林匹克转播有限公司的邀请为世界各国的奥运转播商篆刻一枚永久留念的印章。2008年受到中国航天局的邀请为杨利伟、费俊龙、刘伯明、聂海胜、翟志刚等航天员刻印。

【盾甫篆刻佛像作品】

盾甫《藏传佛教石窟造像卷》前言

本书的藏教石窟造像是依据西藏石窟、石刻造像的拓片，以篆刻的形式表现的。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西藏石窟、石刻造像。

西藏石窟造像的形成与发展，与西藏绘画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线描转化为线刻是向主体的进化，单纯的平面线刻还不能达到像色彩对比那样使主体形象突出。民间石刻艺人便运用减底的办法将形象与周围区分成凹凸两个空间面，较坚硬的石头采用阴阳对比的办法突出主体形象，有的直接运用染色的办法，使主体的造形与色彩的象征语言相融合，以达到最满意的效果。

西藏石窟造像作为一种民间艺术表现方式，与其它艺术相互吸收共存与发展，在藏民族文化中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虽不象西藏绘画、铜雕等宗教宫庭艺术那么精美、辉煌，但它显示了宫庭艺术所没有的粗犷、自然、纯真与朴实美，这正是藏民族的风格。

藏教石窟造像是由摩崖石刻、玛尼石刻、碑刻等形式组成的，其中以药王山摩崖石刻与玛尼石刻最有代表性，以下我们就着重介绍一下这两大形式的石刻造像。

先来讲一讲药王山摩崖石刻造像。

药王山摩崖石刻与玛尼石刻

药王山摩崖造像位于西藏拉萨郊区药王山西侧，是一处著名的室外宗教景观，在山体上密密麻麻地刻满了数千个大小佛像，因此，人们也称为"千佛崖"。

据说这里最早的石刻佛像是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的作品，藏传佛教的一些著作记载说：有一天，松赞干布来到红山，突然看到有六个字的影子从山中自然显现，他立即沐浴净身，默默祈祷。过了一会，他又在六字真言放出的光芒中看到观世音菩萨、度母、马头金刚等佛像，于是他请人依照自然所现，在岩石上雕刻出佛和菩萨的像以及六字真言。此后，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地在岩石上雕刻着佛像和各种菩萨造像，直至今日。

药王山摩崖石刻与玛尼石刻

药王山是西藏着名的圣山之一，是藏医的发源地。遍布山上的摩崖时刻造像和线刻六字真言，风格各异，并以其广泛的题材和丰富的内容在藏地石刻文化的地理分布上，格外引人注目，名扬中外，其石刻摩崖造像的数量也无疑为西藏之冠，就现在保存下来的初步统计，仍不下五千尊之多，就其凿刻的时代而言，也有早有晚，直到今天，我们仍可见到一些虔诚的民间刻石艺匠，在药王山下，长年累月不辞辛劳地挥舞着小锤，很远就可听见连续不断的刻石声响，每天都有不少新的作品问世。纵观药王山摩崖石刻的全貌，我们会首先发现其一个显着的特点，那就是具有很强的时间延续性，真可谓源远流长。

药王山摩崖石刻与玛尼石刻

我们爬上药王山四处走访，遍览每一尊石刻造像，尽管可以从视觉上明显地感觉和发现它们彼此之间在造型上的差异及其外来文化在此交汇、影响的痕迹。用图像学的方法，可以直接、明快地帮助我们大致地分辨出不同风格的造像，及创造时间上的早、晚。但石刻的具体断代，仍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不仅有年久风化、破损的缘故，更由于创造者多为民间艺匠，《造像度量经》的遵循和运用，并没有寺庙塑像，殿堂壁画那样严格，个人情感和喜好的因素及其随意的个性分外突出。这样，我们在直观感受和分析的基础上，去向古文献中寻找一些佐证。在藏文古文献《巴协》中，就记载有由赤松德赞从尼泊尔请来了工匠和雕刻师的资料。据说，位于药王山东面半山腰里的查拉路甫石窟，就为吐蕃时代颂赞干布的茹雍妃子所建。“茹雍妃在查拉路甫雕刻大梵天等佛像，当盐价(已涨至)八十(倍)时，每(雕)崖粉一升，其代价即给盐一升，由是在崖上雕凿成转经堂,历十三年圆满完成，这种为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的中心柱窟，(支提式窟)，流行于中国历史上的北魏至隋唐之间，唐代以后不多见。现仍可实地见到的这种窟式风格也印证此石窟在开凿时间上古文献中的记载，就石窟中的摩崖造像而言，其数量共计于七十一尊，大多数采用高浮雕的手法，藏文古文献中也有记载和描述。“王(松赞干布)复于扎拉路布(即查拉路甫)建造神殿，所供主尊牟尼扎拉依怙等皆自现出于岩上者，为未来有情积福德故，更由尼泊尔塑匠，将其于四周之岩壁上，明显雕出，佛像雕毕，即为开光。我们都知道松赞干布是西藏地方历史上，吐蕃时期着名的开朝赞普。由此可见，药王山查拉路甫石窟的开凿及其窟内摩崖造像的雕造，远在唐时的吐蕃王朝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早在吐蕃王朝的前期，药王山就被选中开始雕刻佛像了。在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所着的《西藏王臣记》中有这方面的记载说：“亲眼看见那里有自然现显的六字真言，他当即沐浴净身虔诚祈祷!感得从自然现起的六字真言放出五彩灿烂的彩虹，辉煌到对面岩石上自然现起的观世音菩萨、救度母、马头金刚等佛像上面，松赞干布王继请来尼泊尔的一些有精巧艺术的造像工人，依照自然现出的佛像那种庄严神采，而精细雕出很清晰的身之所依—佛菩萨像，及语之所依—六字真言等。这里的“对面岩石”即指药王山。在以后千余年的历史演变中，随着西藏政、教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佛教信仰民俗化程度的加深和普及。陆续有造像、刻字活动，不断有各种新的作品增刻出现于山上，大者数丈，小者不足方寸。药王山摩崖造像，线刻文字数量甚多。有时密密麻麻，有时又错落有致。大小安排布局得体，无不令游人叹为观止，我们在捶拓和勘查过程中，内心也被那庞大而有力的作品深深地撼动，敬仰与深思参半。时至今日，历史送给我们的已不仅仅是一座别致的石山，而且是一座具有极高石刻艺术和文物价值的珍贵宝库。同时也是一部漫长而浩繁的历史画卷。

再来讲一讲藏教玛尼石刻。

在佛教活动较为兴盛的地方，常可以看到不少屈膝俯首，专心刻玛尼石的人们。他们中有专为宏扬教法、长期以刻玛尼为生、技艺精湛的游僧。有的是一些技艺稚拙的民间艺人。后者多是怀有一种虔诚的夙愿，或为家人及亲属祈福而刻。每刻一块是向神佛的一次祈祷，在西藏，专以刻玛尼石为生的艺人或游僧，大多是地位贫贱的人。刻玛尼石虽是一种神圣的宗教活动，但对刻石人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谋生的方式。转经的人们常向石刻艺匠奉送一些钱物或别的什么施物，然后选择一块自己所需的玛尼石块放置在玛尼堆上，或神山圣湖边、寺庙神殿旁等，也同样会获得神佛智慧。有的朝佛人还将寄以自己愿望的石刻当作圣物供于家中，或带到遥远的佛域圣地。玛尼石的广泛流通使玛尼石刻艺术随之遍布西藏各个角落，同时由原来的宗教性开始融人装饰与美化性。在寺庙，神殿，佛塔，或专为其建设的墙壁上嵌上玛尼石片，在住房的门媚上挂放玛尼石等，这些都具有崇拜与审美的双重意义，有的地方还专修了玛尼神殿，藏名称“玛尼拉康”，殿内四周全部镶嵌玛尼石刻。

随着藏传佛教文化的迅速发展，及其不同的地域资源，姊妹艺术及异地文化的影响等不同因素，西藏玛尼石刻逐渐形成其内容多样，种类繁多，风格独特的艺术石刻门类。以佛、菩萨、护法神抵、供养、高僧、悔罪与祈祷、经咒与苦句等，这些充满宗教意义的形象、符号，作为玛尼石的表现内容随处可见。西藏玛尼石刻的制作风洛也以康、藏、卫不同区域日趋形成。基本分为线刻、减底阳刻、浅浮雕、浮雕以及综合技法运用等不同种类。线刻、减底阳刻，多发现于昌都、阿里等地。线刻，即为线描阳刻，减底阳刻，是在线刻神佛形象周围稍凹面减底，使造像凸出，强调层次与空间感，突出主体形象。这类石刻大多采用石质坚硬的河卵石。昌都石刻多以鸟、兽首人身，护法神抵等形象为主，历史较为悠久，规模浩大，工艺精深，画面布局严谨，构图变化因石而定，多出自专家之手。以察雅县为例，象小山一样的河卵石刻到处可遇，称得上西藏玛尼石刻的自然宝库。

西藏玛尼石刻后来由于长期流传于民间，所以很难发现涉及外来文化影响的痕迹。可谓西藏的本土文化。但就较早时期也受到外来文化较大的影响。如印度佛教文化及印度教女神崇拜思想的影响，这类作品现存极少。康区、包括昌都、四川甘孜一带的玛尼石线刻，明鲜受汉文化的影响很大，而且曾兴盛一时。这一风格后在民间也较多吸收，一般先工笔作稿，然后精心雕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桑耶寺了，桑耶寺是西藏第一座寺庙，寺内藏有大量浮雕神佛石刻，布局，造形非常规范，可谓精雕细凿，形神兼备，为西藏石刻艺术之精作，它展示了西藏玛尼石刻艺术发展到一个很高的境界。

桑耶寺莲师像

这些西藏石窟、石刻造像艺术汇聚了古代人类智慧和精神，是我们人类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和传承这些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