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城西夏唐卡中的释迦牟尼佛像考

黑水城所见最多的佛像是释迦牟尼佛，其中包括“金刚座触地印（降魔印）释迦牟尼佛”和“释迦牟尼说法图”，现在公布的图版可以见到的有5幅。分别是降魔印释迦牟尼佛3幅：奥特罗夫斯基《丝路上消失的王国：10至13世纪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 图版2和6；史金波、白滨、吴峰云编《西夏文物》图版99。释迦牟尼说法图2幅：比奥特罗夫斯基《丝路上消失的王国：10至13世纪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 图版4和5。

图版一[1]的唐卡所绘释迦牟尼身色为黄色，发髻顶部饰有红色的宝珠，头光内侧为蓝色底色，然后是一道红圈，外围是红绿蓝相间的头光条纹。佛陀身穿红色的袈裟，袈裟上用金线勾勒的花纹长条框象征袈裟的百纳衣。龛形身光为釉蓝色，用金色细线勾勒不规则卷草纹，身后的宫殿是波罗早期风格的东印度宫殿龛门样式，佛陀头部左右两侧龛顶上是蓝色和黄色的正面人首鸟身有翼的动物，这种动物多次出现在西夏唐卡中，但在同时期的西藏唐卡中却比较少见，西藏唐卡的这个位置更多出现的是摩羯头（chu-srin-mgo）。此鸟形如迦楼罗金翅鸟，但我认为此像不是金翅鸟，理由如下：（1）藏传佛教中人首鸟身的动物有三种，一为迦楼罗，二为紧那罗，三为迦陵频伽。由于迦楼罗在佛教造像中有特殊的地位，“譬如佛子”，[2]所以迦楼罗造像往往置于佛像头顶上方，鸟爪下往往有被缚的蛇或龙；（2）紧那罗造像虽然也是人首鸟身，但“似人而头上有角”，此外紧那罗常常被作为鬼神八部之一，不可能安置在佛头像的两侧；[3]（3）唯一的可能就是迦陵频伽像，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卷下云：“迦陵频伽，此云美音鸟，或云妙声鸟。此鸟本出雪山，在卵中即能鸣。其音和雅，听者无厌。”迦陵频伽藏文bya-shang-shang或bya-shang-shang-tevu，或shang-shang-tevu，译“命命鸟”或“共命鸟”、“生生鸟”，梵文为kalavinka，藏文转写梵文为Tswi-wa-tswibka，是指一种人身鸟尾有翼的动物[4]，藏区多用来作为建筑物上的装饰。但有关迦陵频伽的信仰现在主要在传说中，其后期形象多见于寺院铜饰，在13世纪以后的藏传佛教艺术中出现较少，现在见到的最早例证是古格遗址坛城殿的出挑椽头木雕（图版二），其年代当在公元11世纪初[5]。

主尊背龛两侧的背向狮羊没有出现，代之以搭在弯钩上的白色丝巾。莲花座的画法与其他作品有所区别，它的莲瓣不是上下对称的，只画了上方的单瓣莲花，下方绘有连环卷草纹。除主尊外，这幅唐卡中出现的图像共29幅，释迦牟尼佛两侧的胁侍菩萨除了身色与右手持莲花之上所置金刚方向不同以外，其他几乎完全相同，但至今对两位菩萨身份的确认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莲花之上置金刚杵的画法还没有找到类似的例证。奥登堡认为右边白色身形的是观音菩萨，左边黄色身形的是弥勒菩萨，但他没有提供任何确认身份的证据。菩萨的头冠只有一道珠饰，珠宝镶嵌的短剑状头饰数量较少，黑色头发束为高发髻矗立于头顶后方，顶端有珠宝装饰，右侧的观音或莲花手菩萨胸饰透明水平丝带。唐卡的最上方绘有五间佛龛（画面右上角第一龛及第二龛部分已不存），龛与龛之间的立柱形成拱门，门上绘有舍利塔，龛内所绘五佛为黄色身相的五如来，穿红色的袈裟，结不同的手印：右一残，右二两手结禅定印；中央的如来结转轮印；左二右手结无畏印，左手结禅定印；左一图像残损，但从莲座下方的印记判定，此如来右手结触地印，左手结禅定印。根据佛教造像学的安排，五如来分别是（1）宝生佛，（2）阿弥陀佛，（3）毗庐遮那佛，（4）不空成就佛和和（5）阿閦佛。那么，右一宝生佛所结手印为与愿印[6]。五如来下方是左右各三尊的菩萨，画法完全一样，中央的一位是白色身相，菩萨的坐姿（游戏自在座）于吉美博物馆所藏敦煌旗幡绢画《不空羂索坛城》所绘菩萨的坐姿，以及敦煌莫高窟第465窟窟顶东披的菩萨坐姿几近相同。菩萨的头饰和横过胸臂的透明丝带也是此六尊菩萨突出的特点，这种三角头饰后缠筒状高发髻的样式，回应吐蕃时期的古代风格，是西藏艺术对波罗艺术初传时期的风格样式加以改造吸收的结果。主尊莲座下方绘有七龛，中央龛室所绘者为蓝色的狮子吼观音，右手持缠有蓝蛇的黄色三叉戟，左手持含苞的蓝色莲花，花上有直剑。观音右侧是蓝色的金刚手，右手持金刚，左肩侧有含苞的蓝色莲花。狮子吼左侧是绿色的普贤菩萨，右手持金刚置于胸前，左肩侧有莲花。金刚手右侧黄色身形的神灵，左手高举甘露瓶（Kalaša）,由于颜料脱落，右手的姿势的持物难以辨认，这位神灵的身份也有待确认。普贤菩萨左侧的神灵，画面破损更为严重，此神黄色身形，左手举起持一物，右臂弯曲向下，脚下躺着一蓝色身形的人物，具体细节不得而知，有人推测此神为增长天王，与之对应的是因陀罗，二神都属于方位神。七龛的两端显然是龙神，头顶都有三只昂起的蛇头，双手持如意宝瓶，表明这些蛇神当属龙族，为女性神。龛室用嵌有珠宝的金色框边，神灵背光皆为红色。这种七龛样式多见于印度波罗时期，在西藏绘画中，经常用条状的方格窟龛置于画面中专门表现来自印度的星宿或方位神。七龛两侧绘有二位僧人，身穿浅色内衣和绛红（喇嘛红）僧装。唐卡最下面一排的左右两端绘有二尊蓝色身形的护法神，右侧神灵右手持金刚，可以确认为金刚手，左侧神灵右手持剑，似为不动如来的另一身形[7]。中央的一位是两臂黄色菩萨，右手置于膝上，左手举于胸前，皆作禅定印，因颜色剥落，手中持物不详。菩萨右侧是粉红色的四臂天神，主要的两双手靠近胸前，可能是作转轮印，另外两手上举至肩部，右手持金色金刚，左手持金色花蔓，其寓意不详。黄色菩萨左侧是四臂的蓝色菩萨，主要的双手置于胸前，持金花蔓，另一双手上举至肩，身份不详。金刚手左侧为生有三头四臂的红色马头金刚，发髻中蓝色的马头清晰可见，系有虎皮围腰。不动金刚右侧是蓝色的三头八臂的天神，肩上有黄色的披肩，列昂诺夫认为这可能是早期忿怒相度母（rab tu dpav bavi sgrol ma）的变化形态。

整幅唐卡用以填充背景的色彩是一种特殊的釉蓝色，这种显得厚重，具有凝聚感的冷色使得画面背景向后方无限远的地方隐去，背景冷色调的面积不多，但对比效果极为强烈，它使得画面中的龛室莲座或居于其中占红色主调的各种人物犹如置身于一个深邃广大的幽暗宇宙之中，绘画手法上的二维技法造成三维空间效果。从唐卡的构图分析，最上部是金刚乘坛城中最高等级的神灵，五如来常见于黑水城出土的绘画作品，但在每一幅作品中的位置和排列方式都不相同。在主尊左右上方的六菩萨，有可能和主尊两侧的观音和弥勒一起组成金刚乘艺术中非常流行的八菩萨，这种八大菩萨信仰在8至12世纪的吐蕃以及中亚地区都极为盛行，假如我们在金刚乘艺术，尤其是在西藏绘画中找不到描绘六菩萨样式的例证，这种假设就更应该考虑。这样，作品就描绘了如来与菩萨两个系列。但画面下方其他的图像似乎出自不同的造像体系，如金刚手，观音和普贤等应属于五禅定菩萨系列，马头金刚和忿怒相度母似乎属于护法神系列，另外如最下一行的神灵，都不能准确的加以解释和确认。

图版三[8]作品的构图与图版一大致相同，绘画风格，特别是主尊释迦牟尼佛的样式与第一幅完全相同，可见这两幅唐卡是同一时期，即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的作品。

与图版一不同的是，图版2四主尊释迦牟尼的袈裟的衣纹是用粗线勾勒轮廓，所占画面范围更大，构图趋简，主尊头肩两侧的八大菩萨成为二胁侍菩萨；下方诸神改为五空行母。画面上方仍为五方佛，但五方佛的次序与图版一有变动，如画面左侧第2格是作禅定印的阿弥陀佛，而图版一为作无畏印的不空成就佛。主尊的头光，特别是两侧的金翅鸟，两幅唐卡细节完全一样。释迦牟尼佛两侧的胁侍菩萨身形略为短拙，造像特征与第一幅作品相同，莲花之上也置有金刚杵，右侧可能是观音菩萨，左边或许是弥勒菩萨，但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确认身份的造像证据。画面底行左右角的人物都绘有下垂的大耳，表明他们可能上师，两位上师袈裟的画法与藏传绘画的袈裟不同；画面左侧的著蓝色袈裟褐面者似代表印度僧人，右侧著黄色袈裟者或许是藏僧或西夏僧人。此幅唐卡画布底色与下一幅作品的底色完全相同，证明它们创作于同一时期。